日前，中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和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黄文政发表6,000字的署名文章，对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有关中国总和生育率被国际学术界低估的言论进行批评，认为其“严重误导舆论”。
翟振武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曾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达到国际学术界认为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1.5以下）。”
而梁建章和黄文政指出，“翟振武通过严重高估生育率，来极力淡化中国未来低生育率的严重性，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从其一贯言论来看，翟振武不仅在人口形势判断上毫无学术信誉，在人口理念和政策建议方面，也违背基本的逻辑和常识。”
对于这一公开批评，翟振武之后向媒体表示：“不去回应，没有必要。研究的内容和网上讨论的不是一个内容。”他同时还援引贺丹、陈卫等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认为过去10年中国平均生育率为1.65至1.68之间确有统计依据。
中国人口的生育率、老龄化程度有多严重，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红利是否消失，是近期中国舆论中备受关注的话题。但是在媒体、官方和学界的有关讨论中，依据各种不同统计方式得出的结论，彼此相去甚远，让人莫衷一是。
数据的展现是必要的，但也许对许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选择相信什么数据，这就突显了树立科学系统的人口观的重要价值。因此，记者就一些公众关心但争议较大的问题，采访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易富贤研究员，请他进行深度解读。
近期中国人口问题热度不减，一个主要原因是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其中提到：如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6左右，那么从2027年开始，人口总量就会开始减少。许多媒体以“人口危机”等词来形容这一预测结果，但也有不少人表示疑惑，认为中国目前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真的需要担心人口减少吗？对此您怎么看？
易富贤：中国社科院这次根本没有预测，他们的数据其实是复制联合国2017年的预测，而联合国对中国的人口预测每次都夸张得离谱，这次也不例外。我在之前的文章中通过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进行计算，并比对中国一孩生育率的变化规律，判断2018年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只有1.05左右，总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了。中国生育率不可能长期稳定在1.6。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的育龄妇女在快速减少。中国的三分之二的孩子是20岁到30岁妇女生的，该年龄段妇女在2012年开始减少，到2030年将只是2011年的57%。
即便中国通过鼓励生育，有幸将生育率稳定在1.2（很难），那么2050年、2100年的总人口将降至10.8亿、4.8亿，占世界的比例将降至12%、5%。中国的中位年龄在2014年开始超过美国，2030年、2050年将增至46岁、56岁，而美国只有40岁、44岁，印度只有32岁、40岁。中国的65岁以上老人比例将在2033年开始超过美国，到2050年将高达33%，而美国、印度分别只有23%、14%。
持续的低生育率，导致中国人口出生规模在2018年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劳动人口数量也出现首次下降，这被认为是人口红利消失的信号。人口规模对于中国的意义究竟有多重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有无特殊之处？
易富贤：有人说美国人口3亿，照样是大国；中国人口最好能减少到5亿、3亿为好。其实即便中国从2020年开始一个孩子都不生，人口也要到2070年、2082年才会降至5亿、3亿，但问题是，那时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51岁、63岁了，丧失了生育能力，几十年后中国人口将无以为继。
而1776年美国独立时，人口只有250万，1820年增加到964万，仍只相当于中国3.8亿人口的2.6%。而2018年美国人口增至3.28亿，相当于中国人口的26%了，成为第三人口大国、第一经济强国。瑞士、挪威、卢森堡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加拿大的面积与美国相当，但是由于缺乏人口规模优势，都无法成为强国。
人口总量下降伴随的是人口结构恶化和经济活力的下降。日本就是一个例子，1992年其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开始超过美国，2011年总人口开始减少，相当于美国的41%；日本的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比例，则从1995年的71%下降到2018年的24%。未来，日本将很难保住其经济大国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大国，就是因为是人口大国，长期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1820年曾占37%，但是2018年只占17%了。中国目前人均GDP还只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但是由于有人口规模优势，仍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
1980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3倍、印度的1.4倍，2050年、2100年将只是美国的2.9倍、1.3倍，只是印度的70%、40%。在人口结构上处于极端劣势，又逐渐丧失人口规模优势，将使得中国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中国人口规模萎缩是一个必然趋势，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作为一位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学者，您认为从更宏观的层面，应该如何把握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系？
易富贤：人口结构改变将重塑中国的社会、经济格局和和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在未来十多年，经济增速还将高于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还将增加，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完成关键改革，解决棘手问题；进行适度的战略收缩，以避免社会、外交危机。
日本和欧洲由于年轻劳动力减少，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从而导致综合国力下降。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已从2015年的19%下降到2017年的17%，如何将该比例稳定在15%以上，是中国今后能否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老龄化将导致经济减速、财政收入减少，增加社保、医保的开销，必须进行社保改革。但社保改革将招致强烈抗议，比如英国2011年推迟退休年龄引发200万人罢工抗议；俄罗斯2018年推迟退休年龄也引发300万人签名反对。中国1个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20岁到64岁劳动力数将从2015年的6.9个减少到2050年的1.7个。近年来，中国失独家庭、退伍军人、退休教师的抗议标志着社保危机已初露端倪，合理设计社保改革方案并平稳实施，刻不容缓。
由于人口的老化和不合理的医保制度，美国的医疗总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8%增加到2017年的17%，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也阻碍了经济发展。中国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改革医保制度。
由于老龄化对财政的压力，迫使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军费占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4.7%下降到2017年的3.1%，并从叙利亚和阿富汗这些海外战场撤军；在国际经贸谈判上，不再慷慨大方，而是斤斤计较、美国优先。2017年俄罗斯的军费还占GDP的4.3%，但让经济不堪重负。这些都是中国应该吸引的教训。
现在中国媒体和学者都有不少声音呼吁进一步解除生育限制，甚至有部分人主张中国政府应积极鼓励生育。那么，如果中国真的全面开放了生育，您认为会出现哪些可以预期的变化？
易富贤：世界许多国家从几十年前就开始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多数情况下效果都不明显，其中东亚特别典型，是目前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2017年美国、俄罗斯、法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的生育率分别为1.77、1.62、1.90、2.18、3.3，但是2018年韩国、台湾地区只有0.98、1.06。
而中国内地还因为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婚育观念，目前的生育意愿比韩国和台湾地区要低，离婚率却更高。这就意味着中国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很难将生育率稳定在1.0；如果不采取果断的措施，那么生育率可能会沿着东北的老路继续下降。2015年东北的生育率只有0.56，也就是下一代人只是上一代人的四分之一。
中国的生育率区域差异巨大，大体上是南高北低、西高东低、乡高城低，少数民族比汉族高，开放生育政策后，不同地区的效果也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们可以看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贵州的人均GDP是全国最低，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36%。贵州的生育率是全国最高，但是也从2000年的2.19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1.75、2015年的1.32（农村也只有1.44）了。可见，全面放开生育后，即便贫困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生育率也很难提升了。
谈到人口减少可能带来的冲击，许多人认为“并不可怕”，以后不是有智能机器人吗？可以代替减少的人口。中国真的可以寄望人工智能发展来减少人口形势的冲击吗？
易富贤：机器和人工智能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消费人口，那产品卖给谁？有人口才有需求和消费，才会有生产和服务；有生产和服务，才能提供就业机会。基本上是每两个人的消费提供一个就业机会，比如美国，3.2亿人口，提供1.6亿个就业机会；欧盟5.1亿人口，提供2.5亿个就业机会；巴西2亿人口，提供1亿个就业机会。
目前发达国家只需25%的劳动力就能为所有的人口提供工农业产品，75%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如果没有服务业，那么75%的人会失业。但是如果将人口减少一半，仍然有超过75%的人会失业。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苏剑认为，科技创新包括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人工智能属于工艺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能够替代劳动力。但是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人类有时间和精力去进行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是需要很多劳动力的，尤其是需要大量年轻的智力。
从美国的情况看，人工智能不但没有减少就业，反而增加了就业机会，失业率在不断下降。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或许会扩大劳动力的短缺。中国年轻劳动力不足，意味着中国的产品创新将落后，在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各种预测和分析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考虑当前应该或者可以做些什么。您认为，应对人口形势的变化，中国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易富贤：在战略上，建议彻底放开生育限制；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统筹制定反危机措施；建立新型人口智库，为新人口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在具体政策上，应该解决三个问题：愿意生、养得起、有生育能力。
第一，提高生育意愿。建议开展人口危机和尊重生命的国情教育，纠正几十年琮“人口是负担”的观念，废除限制生育的法律条款。回归传统家庭价值，保护生育权，降低离婚率。改革社保制度，让养幼付出和养老回报适当挂钩，多子多福。
第二，提高养育能力。可参照俄罗斯和日本给年轻父母提供一些现金补贴，尤其要为他们创造工作岗位，提供优惠的房贷；同时增加城市土地供应，以降低房价。在教育方面，增加幼儿园，像日本那样逐步实现免费的学前教育，并为15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医疗。向俄罗斯学习，给妇女提供足够长的产假，带薪产假的工资由于国家社保基金承担，以减少企业对女性职员的歧视；俄罗斯和英国的带薪产假都可由祖父母分享，便于让母亲早日返回工作岗位。
第三，保护生育能力。现在婚育年龄在不断推迟，而不孕症发病率和出生缺陷率随着年龄的推迟而提高，有生育能力时没有养育能力，有养育能力时却丧失了生育能力。东亚地区有重视教育的孟母情节，现在又追求“先立业再成家”，婚育年龄最晚，生育率最低，出生缺陷率最高。中国现在的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岁、女20岁，全球最晚。建议如欧美国家那样，将法定结婚年龄降低到18岁或17岁，给人们以更多的选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的中小学一共11年，比中国少1年；中国可以压缩寒暑假并借助现代教辅手段提高教育效率，将中小学缩短为10年；并改革大学教育，恢复“先成家后立业”的传统，努力将男、女平均初婚年龄控制在28岁、26岁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