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竟因资金不足出售大使馆

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由于资金不足，英国外交部高价出售了位于泰国曼谷的大使馆。据了解，该笔款项将用于修补其他使馆，以及资助其他国际项目。

英国外交部陷入财政困境

综合媒体2018年1月31日报道称，此次交易堪称泰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土地交易，也是英国外交部门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售。

《卫报》报道称，英国外交部门长期以来都在抱怨，国际开发正蓬勃发展，而预算却正在削减。因此，英国外交部门特意表示，此次使馆出售的款项将用于资助全球30至40个现代化项目，其中也包括华盛顿地区。

这座位于曼谷的英国大使馆建于1922年，当时英国政府在曼谷的郊区购买了九英亩（约等于36421.74平方米）的土地。报道还透露，新的英国驻曼谷大使馆将被搬迁至曼谷的中央商务区，目前在曼谷的英国外交官也将于2019年搬到一座现代化的大厦中。

对此，英国外事人员表示：“英国是世界舞台上的领导者，必须确保我们的外交官有足够的必要工具助力他们进行有效地工作，这包括在现代化、安全并舒适的地方工作，这不仅仅是针对曼谷，也包含全世界。”

习怒斥“将军后代”中南海约束红色权贵

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少将、朱德嫡孙朱和平（右）少将等红色后代出席纪念活动

中共近期似乎加强了对红色后代的约束。香港《明报》报道称，由中共红色后代组建的“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所宣传的红色主旨和其收取报酬的实际情况严重背离，遭到习近平怒斥将军后代们“不务正业”。此前大批红色后代也在新一届政协名单里消失。有分析称，这一现象或预示着红色后代或集体“退潮”。

2018年新政策“动真格”

由中共中央军委制定的《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2018年1月1日起实施。香港媒体引述京城军队中人透露，这次的改革“动真格”，原本退休将领享有的住宅、保母、勤务员以及配车的待遇，儿孙甚至可以“世袭”享有，超标的全部被压缩或收回。

《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指出，以“统一规范、保障必需、从严从紧、合理区别”为原则，严格限制各级别人员住宅面积，超出部分需补足房款。而在此前，高级将领住房均为免费提供，他们未从军的后代们也可继承享用；退休高级将领以往还会配备人数不等的保母、勤务员以及配车。但自该《规定》实施后，多数不符合条件者已经退回。

已经成立近十年的“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约有200多人组成，这些并未经过专业训练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解放军军官家属，平均年龄66岁。公开资料显示，合唱团创始团长为耿飚之女耿莹。后来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任团长，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担任政委，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中将、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少将、李先念主席之女李紫阳任合唱团顾问。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媒体《南方周末》曾于2013年11月21日在报道中披露，“‘将军后代合唱团’曾赴重庆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被薄熙来叫去谈话，批评表演‘不够专业’。后来，合唱团为此砍掉了一个节目。”该合唱团最近一次露面是在2018年1月21日的首届“退役老兵公益春晚”。

分析认为，习近平从军改之初就要求军队停止有偿服务，即使是“开国将军后代”，也不能利用前辈影响力获取利益。曾有知情人士透露，“将军后代合唱团”每次赴地方出演场面壮观，并得到高层接待，花销如此巨大。

无独有偶，中共近期披露的政协名单也出现了大批红色后代“消失”的情况，其中包括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之孙毛新宇、中国前总理之女李小琳等等，作为红色后代的他们如今面临着一种尴尬处境。由于被认为是具有最特殊优越的地位，其“红色”光环会扩大这种影响力，因此很容易成为集体围攻的标靶。

“红色后代良莠不齐”

身为红色后代、前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曾表示“红色后代里确实是良莠不齐”，这一评价成为认识红色后代群体的客观视角。也就是“红色后代”内部也会出现一种分化。也正是因为他们所享有的更多自由，这种分化也会呈现得更为极端，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能够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可以说，这一群体是产生精英人才的良田，也是造就大恶人的沃土。

近年来有关中共红色家族的负面消息不断传出，问题主要集中在凭借政治资本迅速敛财方面。曾有香港媒体称，中共红色后代八成已经通过经商成为亿万富豪。中共《人民日报》论坛曾在《中国新富家族》一文中提及，在2009年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中，“红色家族”是构成新富豪的主体。《中国新闻周刊》曾列举了一批包括毛泽东侄子毛远建，李小琳在内的特殊身份央管国企的高管。而已落马的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常小兵的红二代身份也一度成为焦点。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位前后曾重申家人不得经商的禁令。十八大以来，中共官场也多次出现针对红色后代反腐的声音。2016年初在王岐山执政期间有消息称，中共中纪委和中组部分批召见了200多名“红二代”进行谈话，并给出“六个不准”。传闻称，中共元老宋平2016年初秋在北京与曾任政治局常委、委员的退休红二代谈话，叮嘱他们校正自身利益，约束子女和亲属在经济、金融领域的活动。

的确时代变了，那些红色中国的权贵阶层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沿着祖辈的遗训从政、从军、从事学问。但是一旦碰触到商界，便必然难以避免这与生俱来的红色身份带给他们的便利。权力套现者有之，损公肥私者有之，周永康之子周滨在石油、矿产乃至电力领域的扩张便是明证。在此前，红色权贵的印记发挥作用，人脉成为关键，市场主体自然会处于不对等地位，一旦形成市场垄断的毒瘤危机更甚。

不过，在这里还需要说明是，中共红二代与官二代不同，红二代相对于来说在受教育程度上大多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政治理念要强一些。而以李小琳等所具有“权贵”标签的特性也与正统红二代具有不同。那些“根正苗红”的革命元老的后代们不认可“权贵太子党”属于“红色后代”中的一员，认为他们是“纯粹的官僚子弟”。

也有政情观察人士表示，从目前政协名单上来看红色后代的集体落选和开国将军后代遭到批评来看，不仅反映和展现出习近平主导下的用人路线、用人思路的变化，还表明中共反腐对红色家族那些利用其官场人脉和特权获取利益的整治，而是希望那么年长者主动去养老。当然，这批中共红色后代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远离中国政治焦点，直至“泯然众人”。 

中国前财政部长：钦佩朱镕基当年英明预见

中国社保基金理事长、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点评，上世纪90年代整顿金融秩序对当下的启示。其中特别提到了前总理朱镕基坚持分业经营，称“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当年的英明预见”。

朱镕基在十九大现身

这篇讲话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官网。

在讲话中，楼继伟提到了上世纪90年代整顿金融秩序对当下的启示，“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当前金融行业利润已超过其他行业利润总和，大量人才蜂拥而至。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

“懂经济的”朱镕基从1991年开始，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期间还兼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金融大变革的大调整的时期，朱镕基被看做是中国金融改革顶层设计的参与者。

朱镕基当时提出“专业银行的改革要以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分开为目标，先做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账经营、分别核算的试点，并进行贷款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产风险管理试点”，而后进一步阐明到“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监管下的以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

1998年3月出任总理的朱镕基，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大幅削减政府规模，把40个部委减为29个，人员减少一半。

中国再次“扫黑除恶” 背后哪些政治考量

中国官媒新华社北京时间1月24日报道，中共决定对“黑恶势力”加大打击力度，官方措辞中使用了“斗争”二字，其言辞激烈，显示出这次“专项行动”的果断和决绝。当然，这个消息也让一些人担心“打黑”是否会成为“黑打”，因为几年前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中出现的违反法治程序和侵犯人权等问题毕竟值得警惕。
不过，通过对这次相关文件和背景的了解，大致可以发现，这次“扫黑”行动虽然力度和广度更有深入，但是仍是作为一项常规性的社会治理行动，是对中国存在了10多年的打黑行动的调整和优化。因此，它也不是突然起意，也并无额外的政治用意，不必大惊小怪。
考察这份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官方文件《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不难发现，这次重点整治行动，从已经开展了10多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现在变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虽然只是一字之变，但因涉黑涉恶的现实形势出现了新情况，专项斗争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有关部门”认为，黑恶势力近年来得到遏制，但是还大量存在，随着打击力度加大，黑恶势力活动逐渐趋于隐蔽，游走于犯罪与违法之间，同时其组织形态、攫取利益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首先，“硬暴力”方式减少，“软暴力”、非暴力手段胁迫增多。为了规避打击，黑恶势力公开打斗等“硬暴力”方式明显减少，暴力化特征弱化，多使用“软暴力”和非暴力，采取“能吓不骂、能骂不打、能打不伤”的招数，用言语恐吓、跟踪滋扰等手段逃避打击。其次，披着合法外衣隐蔽性更强。黑恶势力大多以“公司”形式、依托经济实体存在，一些“转型”“漂白”的黑恶势力，组织形式“合法化”、组织头目“幕后化”、打手马仔“市场化”。再次，渗透的重点领域发生变化。从过去的采砂、建筑等行业，转为向物流、交通等领域渗透。
因此，这次扫黑可以说是对一直以来“打黑”专项行动的进一步深化，治理重点从显性到隐性，而且更多地涉入到经济和金融领域。比如，黑恶势力构建非法高利放贷平台，成立所谓贷款公司，延伸黑恶势力犯罪，然后进行“软暴力”催债，对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形成威胁。还比如“校园贷”等，有的也由黑恶势力操控；“还有很多介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普通犯罪之间，形成恶势力团伙，进行违法活动。”据悉，一些金融机构和正规公司也存在“沾黑”的行为。因此，经济金融领域或将成为这次扫黑行动的重点区域。
此次扫黑行动的深化还体现在对“保护伞”的清理上。中国黑恶势力，主要滋生于中国基层社会，在传统社会秩序向市场秩序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游走于正式秩序之外的黑恶势力，而它们也往往与腐败官员之间存在着保护关系，因此，扫黑也必然需反腐，因此，反腐部门也加入了这次整治，要对基层微腐败进行整肃。
当然，扫黑行动还有其政治意义。中共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传统政治体制向市场化的转型，基层政权也相对弱化，而此次基层的扫黑和反腐配合，可以成为中共重新组织基层社会秩序的机会，以此重塑中共基层政权的根基。是故，这次扫黑被官方视为具有巩固执政根基的政治作用。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这个意义对于近些年的中共来说，可能更加重要。那就是近几年随着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建立，各项施政纲领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执行难。这也可能与中共在基层政权上的建设弱化有关。虽然中共的官僚体制具有很强的执行效率，但等级制的官僚制本身在基层政权上就存在有效控制力不足的问题，何况中共前些年在政治建设上的相对滞后，基层政权问题突出，执行不足，被官方形容为“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不够现代化。
综合各项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可以看出，这次扫黑既是一贯行动的继续和深化，又有新的经济、政治意涵。而不管是哪一方面，扫黑都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其中，经济领域重点所在防范经济金融风险是首位，而政治领域除了远的来说，对执政根基、社会民心的巩固之外，强化基层政权的执行力则可能也是一重要的考量。

中国网络直播乱象大起底

无处不在的网络直播

资本涌入，平台造星，网民狂欢。历经两年高歌猛进，进入2018年，网络直播依然是中国炙手可热的风口行业。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共3.43亿，占网民总数的45.6%，其中真人秀直播用户规模达1.73亿；提供互联网直播平台服务的企业超过300家。

北京时间1月29日，《南方都市报》发文《网络直播乱象“七宗罪”：色情暴力低俗拜金造谣炒作皆为流量》，揭露在利益裹挟之下，网络直播的乱象。

文章指出，为吸引粉丝推高流量，从而变现获利，网络主播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有的衣着暴露、用行为言语挑逗，有的靠低俗猎奇暴力内容吸引眼球，更有甚者为了炒作不惜突破道德底线，踏入法律禁区。

其背后，很多时候亦有直播平台的放任。

而极低的入行门槛，也致使直播内容质量无法得到保障。从而衍生出了许多依靠拼颜值、拼尺度来博取关注的主播。这样一来，网络直播平台也就沦为色情多发地。

文章表示，虽经多方整治，关闭一批涉黄直播。在多个直播平台，直白露骨的色情表演刹车，但言语动作挑逗、打擦边球的行为依然存在。

文章称，网络直播平台的兴起也将“土味”文化推至前台，甚至暴力虐杀动物、打群架都能成为直播内容。还有就是为了赚取人气收割流量，一些主播开始策划事件，造假炒作，甚至故意散布谣言。

而且在直播平台上，没有你找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从生吃活鸡、抓鬼到极限玩命，越来越多的直播搞噱头、博出位，无所不用其极。

另外，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引眼球，一些主播不惜突破道德底线，踏入法律禁区，以扰乱公共秩序、侵犯他人权益为乐。

文章最后明确指出，直播间成了富豪们新的角斗场，打赏也成为展现财力的新方式。文章甚至点名指出万达太子爷王思聪和“土豪观众”斗气怒刷23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1美元）打赏韩国女主播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