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爆出史上最严重的大学招生舞弊丑闻。根据联邦调查局（FBI）公布的起诉书，多位富豪家长、好莱坞演员、名校教练和大学申请机构主管参与了一系列在全美范围内的大学录取诈骗案件。这些父母通过付巨款给一个“大学预备组织”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得以被名校录取。事件曝光后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这几日美国的电视和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各大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
已被检方起诉的家长中有曾出演《绝望主妇》的艾美奖影后菲丽西提 · 霍夫曼（Felicity Huffman）和《欢乐满屋》演员洛莉 · 路格林（Lori Loughlin）等不少美国社会的知名人士及大型企业高管。涉案的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乔治城大学等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世界名校。
案件还波及到了两任美国总统。其中一位被指收受贿赂的大学教练正是奥巴马女儿的网球教练戈登 · 厄恩斯特（Gordon Ernst）。起诉书显示，他在2012-2018年间以“咨询费”的名义总共收受了至少270万美元的贿赂[1]。而特朗普的女婿（兼白宫高级顾问）贾瑞德 · 库什纳（Jared Kushner）当年靠他父亲250万美元捐款进入哈佛大学的往事也被媒体挖了出来[2]。
一、史上最严重的高校招生弊案
这起被美国司法部称为“史上最大”高校招生弊案情节十分荒诞，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据检方指控，弊案的核心人物名叫威廉 · 辛格（William Singer）。他通过自己创办的“钥匙大学录取辅导公司”（The Key）和“优势大学和就业网络”（Edge College and Career Network LLC）等多家企业和基金会操作一切。“钥匙”的官网上写着“这就是你需要的大学录取辅导帮助。我们会让你的孩子释放他的全部潜能。”看起来和其他普通的辅导公司没有区别。
然而根据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公布的信息，这家公司实际上涉嫌多类欺诈。辛格对其中一位家长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把美国最富有家庭的孩子送到大学里。保证成功。”
FBI特工在长达204页的指控书中详细地描述了弊案的全过程。辛格和他所控制的几家违法公司主要通过两大渠道“释放孩子的潜能”。其一，在标准化测试中作弊。辛格通过贿赂 SAT 或 ACT（相当于美国高考）监考官的方式，影响自己客户子女的考试分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可谓是煞费苦心。
美国标准化测试的考场环境和中国高考在大多数情况下差不多，考生通常会在教室或体育馆里统一集中答卷。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想要大摇大摆地作弊不被发现比较困难。但是通过细致的调查，辛格发现“残障”（disabled）考生可以在单独的环境下考试，考官也会给他们更长的答题时间。
于是辛格就指示那些家长向监考部门撒谎说自己的孩子有“学习障碍”，需要单独监考。（“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y）是一种“美国特色残疾”；在中国这种“障碍”大多说情况下会被家长以“笨”或“懒”替代）。然后他再通过自己控制的公司向单独监考的考官行贿。有时候他会让考官直接把答案发给考生，有时候会让他们在收卷之后手动修改考生的答案。
如果不巧碰到两袖清风的考官，辛格也有办法。他的公司除了专门贿赂考官之外还雇佣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天才枪手”马克 · 里德尔（Mark Riddell）。现年36岁的里德尔不仅是个名副其实的哈佛大学毕业生，而且还是大学校队里的网球明星，曾短暂地打过职业比赛。
他的本领是在事先不知道题目和答案的情况下，考生想要考几分，他就在现场替他考出几分。每次替考他大概能从辛格那里得到10000美元的酬劳。负责此案的检察官也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确实是个天才”（He was just a really smart guy）[3]。
除了在标准化测试中造假以外，辛格还发现了美国高校招生的另一个制度漏洞。对于那些参加全国性体育赛事的大学来说，学校通常会保留几个“体育特长生”的名额（athletic recruiting）。和我们的“体育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类似，美国名校对于这类考生的成绩要求会比普通考生低一些。
但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社会非常看重各个大学校队在体育竞技中的表现。很多大学体育协会（NCAA）比赛的门票价格甚至高于 NBA 或 NFL，绝大多数 NBA 职业球星当年也都是从参加 NCAA 比赛的大学校队中走出来的。
很多国人梦寐以求的哈佛耶鲁等“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名校，之所以叫做“常青藤联盟”，并不是因为这几所大学排名最高，而是因为他们地理上离得比较近，方便校队之间办联盟打比赛。
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体育竞技市场的庞大规模必然导致校队教练在美国高校里拥有某些特殊的权力和地位，比如他们可以享受着数倍于校长的工资，并独揽“体育特长生”的招生大权。
辛格正是认准了这点，所以决定把目标锁定在体育特招。他首先通过贿赂买通了包括耶鲁大学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斯坦福大学帆船队教练、南加州大学体育部高级副主任、水球教练、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和助理教练等在内的10位校队教练和学校高层，让他们提前预留好位置。
然后他再协助自己的客户伪造子女的运动经历和体育证书——辛格将自己的顾客、某上市金融公司CEO恩里克斯和（Manuel Henriquez）的孩子包装成了他们高中的“网球冠军”，然而实际情况是他的孩子从未拿过任何比赛的冠军；
某水处理公司CEO德温 · 斯隆（Devin Sloane）的儿子以“水球特长生”的身份成功进入了南加州大学，然而在申请材料中那张他儿子打水球的照片是他临时用亚马逊上买来道具摆拍出来的。他儿子根本就不会打水球；
某娱乐企业董事长伊丽莎白 · 基梅尔（Elizabeth Kimmel）的儿子以“撑杆跳特长生”的身份被南加州大学录取，这次摆拍的工夫也省了，辛格直接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个运动员的照片然后用 Photoshop 把她儿子的头拼了上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情节之夸张离奇令人咋舌。
二、事件持续发酵——“这不过是冰山一角”
据检方控诉，辛格在2011-2018年这七年多的时间里通过以上眼花缭乱的操作总共赚了2500万美元（约合1.7亿人民币）。他所涉及的“组织性敲诈勒索”（racketeering）属于极其严重的罪责，按照美国法律最多可能被判65年监禁和125万美元罚款。据悉，辛格已经对检方的全部指控认罪，以此换取减刑。他将于6月19日被正式审判[4]。
其他几位尚未被定罪的家长和教练也已经开始在为自己的违法行径买单了。东窗事发之后，花了50万美元把自己两个女儿买进南加州大学的演员路格林日前被老东家赫曼娱乐公司（Hallmark）正式解雇，她的网红女儿奥利维娅 · 杰德（Olivia Jade）前天被法国著名化妆品零售商丝芙兰（Sephora）终止合作关系[5]。德克萨斯大学开除了涉案的网球教练，斯坦福大学开除了帆船队教练[6]，其他多位涉案的大学教练和高层也被所在的学校停职调查……弊案的后续影响持续扩大。
在被起诉的十名大学教练和官员中，有四位来自南加州大学。整个案件中的所有赃款有一半都流入了这个四个人的腰包，其中南加大体育部高级副主任一个人就受贿高达130万美元。
本案中一位被起诉的家长正是南加大牙医学院教授、国际牙周病学权威胡马云 · 查德（Homayoun Zadeh）。他给辛格支付了10万美元，帮助他不会打曲棍球的女儿以「曲棍球特长生」的身份被他所任职的南加大成功录取。
随着事件的延烧，处在漩涡中心的南加大赶忙宣布学校正在开展调查，目前已经发现了至少130万美元的捐款与辛格的诈骗公司有关。代理校长称将会把这笔钱以奖学金的形式发放给穷困生。同时南加大承诺对正在进行的录取过程进行复查，并且已经取消了几位申请者的录取资格[7]。其他几所涉案学校也都在尽可能地降低弊案带来的后续影响。
然而很多人对此并不买单。目前数位落榜学生和其家长正在对南加大等几所涉案大学发起集体诉讼，要求大学退回他们的申请费并给与额外补偿。他们认为这几所学校没有公平地审查申请者的材料、损害了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利益，整个录取过程完全“被骗局操纵和扭曲”（warped and rigged by fraud）[8]。
“这绝对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名校录取弊案，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艾伦 · 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访问时表示，“但我认为这起案件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这次涉案是主要是那些'比较有钱'的父母（the very rich），他们愿意花上十几万到上百万美元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名校。但是那些动辄豪掷数千万甚至数十亿、轻轻松松就给大学捐楼的'超级富豪'（the super super rich）不会受到丝毫影响”[9]。
根据辛格本人所言，他的违法业务是帮自己的顾客打开进入名校的“侧门”（side door）。或许正因如此，他给自己的诈骗公司取名为“钥匙”（The Key）。
我们知道，在汉语里这种“通过内部关系或用不正当手段牟取非分利益”的做法被称作“走后门”，为什么辛格把自己的违法业务称为“走侧门”了呢？
答案不是文化差异，而是在美国大学录取的过程中“走后门”是完全合法的。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美国《纽约》杂志在评论文章中指出，“最可怕的不是辛格等人的非法行径，而是什么才是的合法”。
三、美国名校畸形的招生制度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讲讲美国奇特的高校招生制度。在美国，绝大多数大学（尤其是哈佛耶鲁等私立名校）本科招生所依据的指标众多，包括申请者标准化测试（SAT/ACT）成绩、中学平时成绩、大学预科课程成绩、课外活动表现、体育特长、申请文书以及推荐信。
美国大学设立如此复杂的招生制度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录取“全面发展”的学生。但与此同时，主观性强、透明度低、结果难以预料的大学录取过程也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一个想光明正大“走正门”进入名校的高中生即便在这些方面都足够优秀，他也未必能拿到自己报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因为学校除了综合评估以上指标，还会将“种族多样性”（diversity）和“家族遗产”（legacy application）这两个申请者本人完全无法控制的因素考虑在内。
1.“积极平权”还是“逆向歧视”？
“种族多样性”考量（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少数民族加分”）向来是美国大学录取制度下一项备受争议的举措。
几年前，一位名叫阿比盖尔 · 费希尔（Abigail Fisher）的白人姑娘认为德州大学刻意提高某些少数族群录取率的“积极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是一种对她的逆向歧视，因此将德州大学告上法庭。案件一路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在 2016 年，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以非常接近的 5:4 判决德州大学的录取政策没有违反宪法，费希尔败诉。
德州大学的政策没有违宪，但是围绕其他大学的类似诉讼并未随着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而停止。目前，“学生公平录取促进会”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已经起诉哈佛大学，控告后者在本科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
去年10月，代表学生公平录取促进会的律师在开庭陈述中表示，通过详细对比6年逾16万名申请学生的录取数据，足以认定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就“个人评估”打分时故意压低亚裔学生，“对哈佛将近一半非裔学生和三分之一拉丁裔学生来说，种族是他们被录取的'决定性因素'。哈佛校方发布的报告显示，如果招生过程中完全不考虑种族因素，哈佛本科录取的非裔学生比例将从14％降至6％，而西裔学生的比例将从14％降至9％。”[10]
根据一份相关研究，在同等条件下，亚裔申请学生被哈佛录取的几率只有25％，低于白人的35％、西裔的75％和非裔的95％[11]。亚裔学生需要在 SAT 中高于同等水平的白人申请者140分，高于黑人申请者更多，才能获得同等的录取机会[12]。
学生公平录取促进会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说，“哈佛大学今日对亚裔申请学生的歧视与成见，与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配额录取犹太申请学生并为之自辩时如出一辙。”随着这起持续至今的诉讼，目前美国教育部正在对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过程展开调查。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者拉塞尔 · 聂里（Russell Nieli）也直言他认为自己的学校在招生中存在“亚裔录取人数天花板”[13]。
2. “富者恒富，穷者恒穷”
在法院调查哈佛是否歧视亚裔的过程中，发现了更多关于富豪是如何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哈佛的内幕。在法院获得的内部邮件里，哈佛高层明确无误地表达出自己对校友和捐赠者子女的录取倾向。这就是美国大学录取中传说的“家族遗产”（legacy application）。
在很多美国私立名校，“家族遗产录取”有两种，第一种是如果你的父母或家人是该学校的校友（通常只有本科毕业于该学校才算校友，少数学校将研究生也计算在内），那么学校会择优录取。
这么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收益的考量，哈佛大学这类学校十分希望每一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学生都能来上学，毕竟少一个学生就少一份收入，而子弟通常会选择他们父母的母校，所以这些大学也更愿意招本校子弟。普林斯顿大学官方网站上显示，在即将入学的2022级本科新生中有14%是子弟[14]。
第二种“遗产录取”就是真正靠物质遗产了——父母通过对学校进行巨额捐款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孩子可以大摇大摆地从“后门”进入大学。至于父母捐多少钱能把孩子“买进去”，各个大学从来不会明码标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类子女获得的“加分”（boost）比其他所有方式都要多[15]。
在庭审中曝光的内部邮件里，前哈佛肯尼迪学院院长深情地感谢哈佛招生办主任菲茨西蒙斯（Fitzsimmons）录取某几位捐赠者的子女，“招到某某某（被法院涂黑）和某某某都是大胜利。某某某一直非常有兴趣给我们捐楼。”
在另一封邮件里，哈佛大学负责校友事务和大学发展的副校长权衡了招收某位学生的利弊，“某某某曾经是个慷慨的捐赠者。但是展望未来，我觉得他可能不会捐那么多了。不过某某某有不少艺术收藏未来可能会是我们的。”在邮件最后，副校长给出的结论是”给他的孩子来个『二等加分』吧（call it a 2）。”
当事人在庭审中解释，“二等加分”是他们之间的黑话，意思是给这个学生“比较多”（reasonably serious）的加分，但是不如“一等加分”加的多。招生办主任承认，父母捐钱越多，这个学生的“等级”就越高，也越容易被录取[16]。
《纽约时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哈佛大学学生里的15%来自全国最富裕1%的家庭，3%来自最富裕0.1%的家庭[17]。据统计，校友捐赠占了美国高校募集到各类款项的四分之一以上[18]。
富人的孩子更容易靠捐款上哈佛，他们上了哈佛的孩子的孩子更容易上哈佛，造成不断加深阶级固化“富者恒富，穷者恒穷”（the rich get richer and the poor get poorer）的恶性循环。
哈佛大学学生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约为17万美元，毕业生在34岁的收入中位数约为8万美元。学校越好，富人学生越多，他们毕业后也挣得越多。高度正相关。(Image: New York Times)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所谓的“遗产录取”并不是什么西方传统，它完全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美国特色。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的高教体系里，这种奇特的录取偏好都是闻所未闻的。同样属于世界一流学府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长期以来都拒绝“遗产录取”。
英国地理学家、前华威大学副教务主任在美国《高等教育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撰文批判道，“大多数英国人对美国精英大学会专门为富人和显贵的子女保留位置都感到非常震惊。这可能是关于美国高等教育最令人不安的一个事实。”[19]
3. 富二代的安全网——“绩点通胀”
讲到这里一些敏锐的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美国的富豪和精英靠走后门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大学之后怎么办？那些富二代如何从常青藤名校成功毕业？
首先明确一点，很多靠家里关系进名校的孩子确实才能不及中人（国内一些人对西方“贵族精神”的迷信可以休矣）。毕竟话都说不利索的小布什和“演讲词汇量不超过四年级”的特朗普[20]也都是常青藤毕业的。“老子英雄儿笨蛋”的普遍情况从辛格案中曝光的几个家庭可见一斑。
辛格在帮助他的一位顾客，某时装营销公司的CEO的孩子准备替考工作的时候让她给自己发一份孩子的笔迹样本，方便让枪手模仿，结果收到了一张看起来像幼儿园小孩的鬼画符。这位CEO自己可能也觉得有些丢脸，对辛格说自己的孩子“写字不很好”。
在这一细节在社交网络上传开之后，美国网友纷纷表示实在难以置信——“天哪，我以为这是搞笑的”；“请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我再也不会嘲笑我弟弟的字写的烂了”。
去年被影星路格林“买”进南加大的网红女儿曾经在社交网络上表示，自己根本就不在乎学校教的任何东西。这几日得知实情的愤怒网友纷纷在她的 YouTube 和 Instagram 页面上留言“送她去监狱”（Lock her up）。
对于如何让这些不学无术的富二代成功毕业这个问题，美国名校的给出的答案就是“绩点通胀”（grade inflation）。据统计，常青藤大学的平均成绩从1950年的B-以下持续上升，到2012年学生的平均分已经超过B+，最夸张的布朗大学学生接近A-。《哈佛深红报》揭露，大部分学生都能拿A[21]。
对此哈佛大学的德肖维茨教授教授抱怨道，“现在已经没什么人挂科也没什么人拿烂成绩了，得C都很罕见。有的学校甚至连打分都取消了。我们根本没法判断一个学生的学业是否合格。大部分孩子进了学校大门之后就后顾无忧了。”
总而言之，这起“史上最大”大学招生丑闻所暴露出的只是黑幕的一角，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特权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负责辛格案的联邦检察官莱林安抚大众说“这个案例是通过应用财富和欺诈行为来扩大精英大学入学的腐败现象。对于富人来说，既没有单独的大学入学录取制度，也不会有单独的刑事司法系统。”
这当然是一句愚民的空话。美国的富人是否享受单独的大学录取制度和刑事司法系统，大多数美国人和其他了解美国的地球人都心知肚明。
四、捍卫考试公平、毋蹈美国覆辙
教育是一国之本。保障考试公平应当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美国高校招生制度这一反面案例值得其他国家深刻反思。
在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 Hart）的著作《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人》里出现了六个中国人的名字，他们是孔子、老子、孟子、秦始皇、毛泽东和隋文帝。很多中国人可能会感到诧异，连唐宗宋祖都无此殊荣，你杨坚有何德何能？作者的答案正是隋文帝设立了“科举”（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22]。
不得不说，这位美国学者的历史素养值得很多国人学习。中国历来有重视考试公平的优良传统，科举制度就是明证。自隋朝设进士科、唐朝科举成型到宋朝科举进入世界主流以后，科举就成了中国上千年选拔官员的主流渠道，也是千载以来世界上最公平、最开放、最先进的选拔体系之一。
无论国家系统、还是皇帝本人，都对科举高度的重视和依赖。从科举状元能享有和天子一样从中华门（明大明门、清大清门）正门进入朝廷的殊荣里就可见一斑[23]。
在古代，科举舞弊是重罪。如果发生类似美国辛格案的情形，行贿受贿者都可能被直接处死。清朝丁酉科考案的结果就是江南闱十六房主考全部斩立决。咸丰年间的戊午科场案爆发后，主考官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柏葰也被直接处斩。一品大员在清朝极少被处斩，由此可见朝廷是如何看重人才选拔机制的公平性。
当到访中国的耶稣会士将一个来自普通家庭的中国男孩如何通过考试和个人努力一步一步走进国家权力中心的故事传回欧洲之后，西方人感到震惊和错愕[24]。在17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崇拜在知识分子中十分广泛[25]。
欧洲启蒙先锋伏尔泰（Voltaire）终其一生都是个“中国迷”（Sinophile）。他在著作中写道，“人类心智肯定想象不出比这样的政府更好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里，重要的衙门彼此统属，任何事情都在那里决定，而其成员都是几场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的。”
中国科举深刻地影响了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报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使得一套相对中立的考试招聘机制成为英国文官选拔体系的核心，这种类似科举的制度在英国实行至今[26]。一百多年前科举制度在中国被废除，原因在于当时科举所考察的内容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这并不代表这一选拔机制公平、客观、开放的精神应当被我们遗忘。
现在的高考虽然不负责为国家选拔官员，但是考入名校的学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未来会成为所在行业的翘楚，在各个领域影响国家的未来。高考也是普通人改变命运、完成阶级流动最有效的通道之一。毫不夸张地说，高考对于今天中国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科举之于古代中国。高考作为一个简化版的科举，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千年以来科举的公平性。在这一点，我国高考制度和美国的高校招生制度相比具有无可辩驳的优越性。
一位在哈佛读书的教育博士说：“我觉得起码在中国大家还能意识到这个社会是有别的阶层存在的；在美国阶层已经完全隔绝，完全固定化了。我觉得在这里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宇宙，两个不同的阶层之间没有任何交叉，大部分人没任何机会去意识到这个社会还有别的阶层。”[27]
五、结语
鉴于此，我认为国内的政策制定者万万不可盲目引入美国这套高校录取制度。如果说目前中国的教育制度有任何问题，只能说应试的程度还不够彻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目前在中国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着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现象。同样是接受义务教育，京沪穗的学生和偏远山区的学生考北大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尽可能地统一全国的考卷。
再者，在高考前的各个阶段缺乏公平的选拔机制。目前在很多小升初或初升高的过程中比得是户口所在地和学区房而不是孩子本人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应该将类似高考的制度推广到高考之前的各个阶段。
最后，自主招生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机制。美国招生体制之所以会引起社会不满、扩大贫富差距、激化族群矛盾，本质原因其实就是自主招生——各个私立名校黑箱操作，以主观性强、透明度低的方式选拔他们认为“合格”的学生。
这种制度极易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笔者的一位高中同学当年就是靠关系在人大“自主招生”中加了至少五十分被某北京名校录取（好在三年后，该学校招生就业处处长就被抓了）。如果增加自主招生或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校录取中的所占比重，无疑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激化各类社会矛盾。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捍卫考试公平，不可东施效颦，盲目学习美国。我们应当勇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公平、客观、开放的“科举精神”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