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

2018年11月19日星期一

中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部署完成

北斗”导航系统这一年来新闻不断，作为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对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回应，北京雄心勃勃地希望, 这套日新月异的卫星导航系统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接受。

现在看来，中国离这个梦想又近了一大步。北京时间11月19日2时7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42、43颗北斗导航卫星。

北京时间2018年11月19日，中国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42、43颗北斗导航卫星，此次成功发射意味着中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完成

两颗升空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也是中国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第18、19颗组网卫星，卫星经过3个多小时飞行后进入预定轨道。后续将进行在轨测试，并与此前发射的17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进行组网联调。

北斗系统已被视为中国实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此次成功发射意味着中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完成，后续将开展系统联调和性能指标评估。从公开消息来看，该系统将在年底前开通运行，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中国北斗亦由此迈出了从区域走向全球的“关键一步”。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最初是为中国军方设计，意在减少对美国主导的GPS的依赖。自1994年中国官方启动第一代北斗系统，北斗导航已历经三代，北斗三号工程于2009年正式启动实施。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2012年中国最高军事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曾敦促中国研究人员提高北斗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次年，有着 “小国务院”之称的中国“发改委”为北斗制定了全国性发展计划。2016年，北斗完成了试验系统建设，并按照最简系统、基本系统、全球系统三步路线图实施组网。

随着北斗导航第42、43颗北斗导航卫星的成功发射，北斗三号将在年底前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图源：VCG）
随着北斗导航第42、43颗北斗导航卫星的成功发射，北斗三号将在年底前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中陈列的北斗全球导航系统模型（图源：多维记者/摄）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中陈列的北斗全球导航系统模型

2017年北斗三号拉开全球组网序幕，建设星间链路、卫星寿命从8年提升至10年以上，性能和精度提升近2倍。自11月5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首次组网卫星发射任务后，一年时间内完成了11次北斗导航卫星发射任务，将19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和1颗北斗二号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2018年3月底，已建成由8颗北斗导航卫星组成的最简系统。

2018年以来，北斗已执行多次发射任务，其组网发射最短时间间隔仅17天，创造了北斗组网发射历史上高密度、高成功率的新纪录。当下，随着北斗三号系统第18、19颗组网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北斗三号的基本系统即将开通运行。

随着北斗导航系统卫星密集发射，其全球组网日期日益临近，西方对北斗导航的疑虑也在增加

中国政府定下了目标，决心到2020年年底前，用35个对地静止和非静止轨道的卫星提供覆盖全球的信号，建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面向全球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北京方面似乎已越来越热衷于向世界其他地区展示其技术实力。2019年至2020年，中国将发射6颗北斗三号MEO卫星、3颗北斗三号IGSO卫星和2颗北斗三号GEO卫星，2020年服务范围覆盖全球，2035年前还将建设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

而北斗的扩张野心与中国的对外政策相契合，这一点正是西方所疑虑的。

北斗三号未来的覆盖范围将提升至全球，在技术体制方面也实现了性能提升和服务扩展，其定位精度提升至2.5至5米。较之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欧洲的伽利略计划（GALILEO）、俄罗斯的格洛纳斯（GLONASS）这三大全球导航系统，作为世界上唯一由高、中、低三种轨道卫星构成的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拥有其他导航系统不具备的性能和特点。

其定位精度、授时精度、抗干扰能力等都已与GPS相当，且北斗具备的无源定位和短报文通信功能独门绝技，较之其他导航系统能更广泛地应用于野外作业、突发灾害等场景。对于有着雄心壮志的中国来说，不仅只着重于北斗的定位功能，其他诸如侦察监视、指挥、协助攻击等“纯军用”能力也在开发中。

目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包括巴基斯坦、老挝和印度尼西亚等在内的30余个国家。曾有美国媒体担忧表示，这些国家若加入“太空丝绸之路”，会变得依赖中国所提供的太空服务，将令北京对其政策具有更多影响力。

当下，除了港澳台地区之外，北斗系统已在巴基斯坦等国进行推广；同时，也与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泰国、韩国、澳洲、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开展了交流和合作。

2018年被视为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密集组网年，随着北斗覆盖范围的扩大，其商业机会业已日渐展现。据业内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卫星导航产品和服务市场规模可达4千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 美元），中国希望北斗系统能够占据70%至80%的市场份额。

显然，“北斗”在西方的视野中，已不仅仅只是一个卫星导航系统。

郭文贵被冻结巨额资产内幕曝光

郭文贵前景堪忧

逃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被香港高等法院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冻结87亿元的资产，其操控的公司和人头帐户同时曝光。据称，郭文贵通过离岸公司，控制约14.98%海通证券H股。

据“香港01”11月20日报道，法庭文件显示，海通主要股东“BSA Strategic Fund I”、“Insight Phoenix Fund”被郭文贵“有效控制”，郭还透过其他离岸公司控制海通的股份。不过，股份被冻结至今近一个月，海通证券并无发出公告。

香港高等法院在今年10月23日，批准律政司引用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15条“限制令”条款，冻结郭文贵及其控制的公司和人头帐户资产，答辩方共27人或公司，包括郭文贵本人，他的儿子郭强、侄女郭丽杰、助手屈国姣以及多间本港和离岸公司。

根据法庭文件，郭文贵有效控制（effective control）英属处女岛（BVI）注册公司“AAGV Limited”，和开曼群岛注册公司“BSA Strategic Fund I”、“Insight Phoenix Fund”的存款和股票户口。

上述三间公司，分别通过海通国际、星展、交银国际、泛海证券、中银香港、广发证券、招商证券等户口，持有合共逾5.1亿（1元人民币约合0.1441美元）股海通证券H股，占海通证券发行H股的比例达14.98%。

郭文贵有效控制的帐户，持有近15%海通证券H股，但海通只披露基金持股，不知背后控制人身份。

根据法庭文件，郭文贵及其他答辩方，若违反冻结资產的限制令，将违反《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一旦罪成，最高罚款50万元和入狱五年。

高院冻结郭文贵控制资产的限制，暂定到2019年4月30日，根据司法机构资料，香港高院已在当日排期再次审核此限制令。根据目前资料，暂时未知答辩方有无就此限制令采取任何法律行动。

郭文贵于2014年逃离中国。在逃亡前后，从2017年初开始，郭文贵通过更各种媒体渠道进行“爆料”，指控中共高官。

中国媒体指责他犯有行贿、舞弊、贪污、伪造公文等罪行，其中，中国媒体2017年报道，郭文贵涉嫌自2010年以来，先后多次贿赂中国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涉及财物总值达6,000多万元人民币。中国外交部2017年4月指，国际刑警组织在北京要求下，向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缉令。

郭文贵在2017年9月于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表示自己不再是中国公民。他在美国还遇到来自中国公司和个人的诉讼，起诉方包括海航集团、中国知名媒体人胡舒立、地产大亨潘石屹夫妇等。郭文贵否认对他的所有指控，坚称自己清白。

刘强东因涉性侵案退出管理层？

近日，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性侵丑闻曝光后首次发声。有传言指，刘强东将退出京东管理层。对此，京东方面紧急辟谣。

刘强东因在美涉性侵案备受关注，昔日与奶茶妹妹恩爱

北京时间11月20日，据《中国证券报》网站消息，相关记者问道：“有网络消息称今天刘强东宣布退出京东管理层。这是刘强东将因强奸案被明尼苏达当局起诉的信号还是仿效马云‘退居二线’？”对此，京东方面回应称：“假新闻。”

11月19日，刘强东在性侵风波后首次发声，对京东管理团队进行评价，而对性侵事件避而不提。

在当日的京东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刘强东表示：现在整个京东集团的管理团队已经稳定而且成型，个人的主要关注点放在新业务上，面临四件事，战略、文化、团队和新业务。

在被问到明尼苏达性侵事件时，刘强东本人并未回应，京东高管解围称：“我们确实没有可以告诉你的新信息，而且我们不能做任何评价，我们要尊重美国司法系统，这是很重要的。就像你看到的，刘强东已经回公司正常工作，并且这件事对公司运营并未产生影响。”

据京东11月19日京东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业绩显示，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GAAP）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持续经营业务净利润为3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67美元），去年同期为10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幅增长200%创单季新高。作为京东集团核心业务的京东商城经营利润率达到2.2%，与历史单季最高盈利水平基本持平。

由此看来，京东集团的运营似乎并未受刘强东性侵案影响，但有消息指出，自刘强东性侵丑闻发生后，京东集团的股价也急转直下，持股机构数量暴跌。2018年第二季度的持股机构达585家，而第三季度仅剩100多家。

如今，刘强东虽然已回国，但仍面临着被起诉、逮捕的风险。刘强东及京东集团的发展，值得关注。

2018年11月18日星期日

别让金马奖舞台成为两岸政治对垒的战场

2018年11月17日晚，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在台湾举行。但是，夺得“最佳纪录片”奖（《我们的青春，在台湾》）的导演傅榆（中国台湾）上台发表获奖感言时，却公开表达了“台独”倾向的言论。

傅榆称，“希望我们的国家可能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通过她的发言，可知她把台湾说成“国家”，希望被“当作独立的个体”公开宣言台独言论。此台独宣言一出，电影盛事瞬间染上政治色彩。之后，大陆演员巩俐作为最重要的嘉宾之一拒绝上台颁奖、金马奖颁奖结束之后，大陆和香港演员都没有出席金马奖晚宴。

傅榆在领奖时泪流满面，并发表了台独的言论

对于这一幕，台湾绿媒《自由时报》立刻报道，形容“喊话台独全场欢呼”。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也立刻表态支持，称台湾为“国家”，还说“但请记得：这里是台湾，不是"中国台湾”。

她此番被认为具有“台独”色彩的发言，立即引发了观看当晚颁奖典礼的大陆观众的强烈反响。对于傅榆的台独言论，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迅速做出回应，表示“中国一点都不能少”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包括中国共青团中央、观察者网、《环球时报》等均做出回应。

1982年出生的傅榆是一名台湾独立女纪录片导演，曾参与拍摄太阳花学运纪录片《太阳，不远》等。《我们的青春，在台湾》的制片表示，这部片因题材的关系，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没有任何放映机会。

这类泛政治或是提到类似主权意识的得奖发言，要能在颁奖典礼好好说出来，既要谈得有点想像空间，不愿过度直白说出“台湾独立”这四个字，其实是很需要技巧的。傅榆在金马奖如此盛大的艺术颁奖典礼上直白的说出台独言论，又令人大感意外。

金马执委会主席李安对此称，“我们希望就艺术论艺术，不希望有任何的政治事件或其他的东西来干扰，艺术是很纯粹的。我希望大家能尊重这一点，金马奖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今天有95%以上的影人都出席了，在华语区没有一个影展可以这样，所以金马在大家心里是有分量的。请大家给电影人一点尊重。”

李安的言论恰恰说明，金马奖的舞台是一个关乎艺术的舞台。是两岸艺术家、两岸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样的舞台上只应该谈艺术，不应该涉及政治，更不应该涉及“台独”言论。但艺术和政治并非是二元对立的事物，其中的边界并不是泾渭分明。

金马奖诞生的初衷只是一个带有明确政治倾向的文化附属品，但在发展中，金马奖远远超越了这一范畴。金马奖这种平台，是台湾民众和大陆互相了解的窗口，两岸庙堂之上的斗争可以停滞也可以激烈，但金马奖就是华人的奥斯卡，对于华语电影来说，金马奖已然成为一个权威。华语电影人能够四海一聚的空间和时间并不多，若金马的舞台变成了“台独”发声的舞台，变成了裹挟着政治色彩的殿堂，那金马奖这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奖项，距离消失就不远了。

自1996年金马奖开始允许中国大陆电影竞逐奖项，自此它也从侧面见证了中国大陆电影产业的崛起。今年，金马奖重要奖项的大多数提名都给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电影人。中国大陆电影全面“领跑”金马奖的背后，是大陆影片崛起和金马奖对大陆影片越来越强的包容力所致。

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的想象与恐惧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卸下的，两岸之间的艺术家利用金马奖涵盖了如此重要的影响力的舞台去交流和融合本来是有益的事情，但如今在金马奖的舞台上出现了如此浓重的政治意味。在诸多表达里，导演在公众场合喊话是最低级的。

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速度令外界震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局最新发布的《2018年9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中，9月艾滋病发病数6,155人，死亡人数1,698人。而此前，8月份发病数5,750人，死亡数1,645人；7月份发病数5,289人，死亡数1,530人。近年来，中国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呈暴增态势。

从中国政府发布的数据看，艾滋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增加，而其中而艾滋病死亡数占到法定传染病死亡数的83.8%，这成为对中国人威胁最大的传染病之一。

艾滋病疫情不断上升，青年大学生正成为受艾滋病影响的重点人群。

1985年，在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人，随后在吸毒者中蔓延较快。中国之前报道，约有30%的艾滋病毒感染是因血液交易引起。从1993年开始，在中国偏僻落后的山村里，有些村民在利益的驱动下卖血赚钱，通行的做法是将血浆从血液中分离，然后把剩下的血液集中起来重新注射进卖血者的体内，这样他们就可以更频繁地卖血。在静脉注射吸毒时共用针头也是引起感染的一大途径。“全民卖血运动”渐成风潮。

中国导演顾长卫执导的电影《最爱》，讲述了在1990年代中国山东烟台艾滋村的故事。在这里因为村民们想挣快钱，人血走私生意泛滥，导致村里很多人都感染上了艾滋病。本来和睦的团员家庭也因为这个病变得四分五裂。

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2005年，中国有30%的艾滋病毒感染是因血液交易引起。但近些年，中国政府有效的控制了这两个问题。北京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军表示，他说，“中国政府很好地控制了吸毒和血液交易，用‘搞运动’的管治方式推行美沙酮治疗项目来帮助海洛因上瘾者，还关停了商业血液中心，以保障输血和血液产品的安全”。

非洲艾滋病流传之广，最有代表性的国家还属南非，图为一位年轻的艾滋病受害者

尽管中国政府有效的控制了这些传播元素，但是近些年，不安全的性行为传播填补了这些空缺。根据2017年中国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年度新增15-24岁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在相应年度青年感染总人群中的占比，已由2008年的5.77%上升至2017年的23.58%，这一数值超过了国际艾滋病10%的“重灾区”认定感染红线值。

青年大学生正成为受艾滋病影响的重点人群。以北京为例，近两年，北京市大学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

之前，上海高校部署完成艾滋病匿名检测包（HIV尿液匿名检测包）自动售卖机，上仅用时6个小时即宣告售罄。在北京清华大学等11所高校的检测包均为24小时宣告售罄。

对于造成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可怕增长态势的原因，有专家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从2010年4月开始取消了对患有艾滋病、性病、麻风病的外国人的入境限制，允许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入境。

而据有关方面披露，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十几个地区都是非洲，全球超过70%的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都集中在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里，对非洲的艾滋病形势敲响警钟。报告认为2025年，非洲将有超过8,000万人死于艾滋病，另有9,0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占该大陆人口的10%。

在中国政府援助的留学生中，非洲占据了大部分。因此，黑人是高校艾滋病传播源的声音一直有。

“这应该是近年来中国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暴增的主要原因。” 中国评论家周蓬安曾公开这样回应。

艾滋病在中国传播速度令外界震，中国的卫生官员和研究人员针对高中生和大学生中新增感染病例的上升发出了警告。

沙特“分尸案”让大国无动于衷

当地时间11月15日，沙特当局已宣布“5名沙特官员”将因麻醉并分尸该国军情要人卡舒吉而被判处死刑。这也是沙特方面自10月以来首次承认“麻醉分尸”等行为。至此，外界也开始惊骇的发现一件事：以前土耳其方面通过几家小报官方泄露的所有案情基本上都是真的。利雅得方面的野蛮与刺激也终于被外界所发现。这种行为与21世纪无疑是毫不相称的。

遗憾的是，大国们似乎对此都不怎么感兴趣。除去在阿拉伯地区根基尚浅，强调“希望该案能得到妥善处理”的中国外。其他传统的中东地区大国的态度都很暧昧。尽管死了作者的《华盛顿邮报》借据称来自中情局（CIA）的消息称，美方军情人士已经大致认定此案就是沙特王储所为，但这也只是媒体之言罢了。

除去在8月时因“断交”危机和沙特瞠目相见的加拿大表现的咬牙切齿之外，美俄等国仍对沙特王室态度和蔼而礼貌，无论特朗普（Donald Trump）还是普京（Vladimir Putin），他们都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Mohammad bin Salman Al Saud）一团和气。英、法、德各方比起关注死人，更寻求引领话语权。大国对沙特的态度似乎也折射出了“文明世界”对阿拉伯地区虚伪的正义，这种态度比起利雅得的荒蛮只算是半斤八两。

两个多月之后，沙特当局终于承认了所有小报风传杀人分尸的案情，这背后的有恃无恐一目了然

死者的价值

在两个多月后的11月15日，长期处于薛定谔态，但基本确定已经死亡且被分尸的沙特要人卡舒吉（Jamal Khashoggi）的死因又有了新解释。

不同于10月20日时沙特方面“卡舒吉死于斗殴”的结论，此番，沙特方面就改口称卡舒吉的确是像土耳其和各路小报所说的那样，是被先麻翻了再分尸，接着再分批运出沙特驻土耳其领馆。这意味着两个多月来的所有传闻恐怕都是真的，沙特阿拉伯方面谋略上的疏忽与行动上的野蛮也都因此彻底刷新了国际社会认知的下限。

环顾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世界，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一直走在下限的最前沿。除去出兵巴林，支持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的反对派之外，他还向叙利亚派出死囚敢死队，进而以“联军”名义在也门展开长达数月的围攻。但对沙特亲善的环球政要大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出于沙特君主国的身份以及该国至今仍然以斩首实行死刑的制度，外界对于利雅得的底线一直划得偏低：因为这终归是个会斩下“女巫”的脑袋，示众异端教徒的教长，给酒鬼和“反贼”上千鞭子肉刑的国度。至于断肢等肉刑，更是家常便饭。

在西方的潜意识中，沙特是个野蛮而富裕的国家的印象就此定型。以至于两年前，利雅得一夜斩决了该国什叶派大教长尼姆尔（Nimr al-Nimr）等47人后，外界就对此熟视无睹。当沙特宣布女人能驾车时，西方世界还将其视为人权之一大进步。

沙特自有其特定国情，其死刑处决方式也全球闻名

问题也就在这里：即便这底线划的再低，在使馆内公然杀人分尸还是超出了外界的想象：判刑杀人与随地杀人终究还是有区别的。当后者有可能还是出于沙特王室之手时，这一行为的性质更超越了案件的案情本身。

必须承认，卡舒吉在逃亡海外、被麻翻分尸之前，也是利雅得那群掌握权柄的施暴者中的一员，他的死严格意义上只是沙特王族倾轧的副产物：因为就在丢掉性命之前，此人竟还在和沙特与美国的贵人们做着“分裂叙利亚”的梦。

但他的死也不是没有价值的，卡舒吉目前尚未发现，也许已经湮灭的尸体还是能起到一点作用的：它证明了伊本·沙特（Ibn Saud）留下的，而今被萨勒曼国王掌握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的多行不义的权力。

无动于衷的文明世界

遗憾的事情就在这里，面对沙特方面的蛮行，“文明世界”反倒无动于衷起来了。

此前，中国外交部已经在10月25日发表声明，称“注意到沙特方面公布初步调查结果以及为调查事件真相所采取的举措，也注意到各方包括土耳其方面就此事作出的表态”，北京认为“这起事件是不幸的”。希望“该案能得到妥善处理”。

这种看似相对中立，实则事不关己的态度也是绝大多数对中东地区根基不足的大国的立场，譬如日本甚至直接援引七国集团（G7）外长声明，还省去了自己发声的力气。

至于其他对中东地区颇有根基的国家，他们的态度就更为微妙。英、法、德这三个在中东地区颇有渊源的强国也选择了看似稳健，实则姑息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有关“法国将毫不犹豫地与国际合作伙伴一起对犯罪者实施国际制裁”的发言也是和沙特国王通电话时谈及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专门借发言人表示，虽然多方情报部门就卡舒吉遇害事件有“交流”，但德方仍拒绝披露详情。至于专门派员访问沙特的英国，其外交大臣也只是劝诫利雅得方面不要放手杀人，进而劝G7宽心，因为这种事“不能、而且将不会再次发生”。

当然，在一系列大国中间，美俄对沙特的立场最值得一提。卡舒吉一案虽恶劣，特朗普本人在10月18日和22日也坦诚自己不满意沙特方面的解释。但美国直到10月23日才宣布对沙特采取惩罚性措施，特朗普也只是认为沙特的行为不当之处在于“撒谎”，至于杀人案件只是“想法很糟糕。它实施得很糟糕，掩盖行动也是历史上最糟糕”而已。

卡舒吉的横死让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不少阿拉伯人帮闲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因为无论如何，特朗普及其身边幕僚都不希望因此损失总价1,100亿美元的军售订单以及总额4,500亿美元的其他投资：这能为美国带来“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尽管美国在11月15日很快跟风，宣布制裁刚被解职的前沙特王家顾问卡赫塔尼（Saud al-Qahtani）等人，但美国财长努钦（Steven Mnuchin）口中的“沙特官员……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后果”的威胁也便到此为止。

类似的情况在俄罗斯更为夸张。相对于美国装模作样的“制裁”，克里姆林方面就很坦诚。俄方专门在10月26日发表声明，称相信沙特就卡舒吉遇害案发表的相关声明，认为俄罗斯没有理由质疑沙特国王及王储有关“沙特王室与卡舒吉遇害案没有任何关系”的发言。

于是，卡舒吉的死也就只是空虚的死亡而已，它首先就无法阻断沙特在10月下旬的投资峰会，总额560亿美元的订单证明了商业的记忆是短暂的。虽然在10月下旬的沙特投资峰会上，美国财长姆努钦紧随英国、法国、荷兰财长的脚步退出了峰会。但这并不妨碍沙特最后达成的560亿美元订单中，美国占据最大比例。

考虑到沙特峰会中达成的560亿美元订单，有340亿美元与其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美（Saudi Aramco）有关，全球经济体对沙特能源的依赖就让那个被分尸的死人显得不值一提。它可能也是“文明社会”对沙特种种蛮行姑息的原动力。卡舒吉案的荒谬发展就成了沙特与其西方盟友在阿拉伯地区胡作非为的缩影。

这样一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因沙特而扮演的角色似乎也就因此明晰起来。美国人也好、欧盟各国也罢，他们虽然满口自由民主，但最后还是像囚徒一样，沙特的罪恶将他们紧紧相连。

尽管欧美的观察家们也设想过一种“结盟的绝佳方案”，尝试用“一种新的特殊的中东关系”，实现与“生产石油的自由民主国家结盟”，沙特的存在就在时刻提醒这些西方人，当下野蛮的文明世界中是不存在这种假设的。

普京缺席APEC亮相东盟系列峰会的深意

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11月17日至11月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副总统彭斯都出席了此次会议，而俄罗斯则由总理梅德韦杰夫代表出席这次APEC会议。

按照往常惯例，都会由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出席APEC会议。今年普京则选择出席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场重要的会议，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系列峰会，这也是他首次出席这项会议，同时也是他首次访问新加坡。

普京参加了东盟系列峰会而没有出席APEC峰会

俄罗斯虽已加入东亚峰会十年有余，但过去仅派外长级别官员出席相关活动。直到2017年，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参加了去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亚峰会。

为何在2018年，普京与一改以往的惯例，缺席APEC会议而参加东盟系列峰会？这背后透漏出什么信号？

普京在东盟峰会与诸多国家元首会晤

从时间点来看，今年正值俄罗斯与新加坡建交50周年，在逢五逢十的时间节点，普京很可能是为了凸显对新加坡的重视，破例出席这次东盟系列峰会。

另外，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分赴不同会议，这也表现出2018年4月俄罗斯大选普京再度连任后后，总统与总理所负责的主要领域的不同分工。

总统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代表，确定国家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上，总统全权负责。近些年来，东盟系列峰会已经不仅仅是专注于经贸问题的论坛，在涉及朝核、南海等问题是该会议谈论的焦点，这与普京负责的领域密切相关。

普京参加了以经贸与对外援助为主题的APEC会议

参加这个会议，有助于增强俄罗斯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可以帮助俄罗斯理解其他主要国家的战略意图。在这次会议上，普京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韩国总统文在寅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谈及朝核、日俄领土纠纷，凸显了俄罗斯试图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的积极性。

而APEC会议主要讨论地区经贸合作与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对外援助，鉴于俄罗斯总理主要负责在经贸问题上发挥重要执行者角色，梅德韦杰夫出面参加这次会议也表现出俄罗斯外交务实的一面。

这次普京参加东盟系列峰会，也展现出俄罗斯外交政策重心向东转移，推进“向东看”外交政策。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多轮制裁，加之全球油价的大跌，俄罗斯有必要面向亚洲，增强影响力同时，寻找从西方国家制裁的突破口。

在访问新加坡期间，普京与东南亚国家签约11亿美元。11月14日，当天举行的东盟－俄罗斯领导人会议通过联合声明，同意把双方关系由对话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凸显了在普京的视野里，有必要增强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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