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马德里国际会议和展览中心，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开幕，两年一度的国际器官移植大会，是全球器官移植领域规模最大最权威的学术会议。150多位来自中国的专家参会。
3日，源于中国在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的倡议，世界卫生组织人体器官组织捐献与移植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黄洁夫被推举担任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负责人黄海波担任委员会委员，中国与美国成为在该委员会中有两名委员的国家。
3日，源于中国在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的倡议，世界卫生组织人体器官组织捐献与移植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黄洁夫被推举担任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负责人黄海波担任委员会委员，中国与美国成为在该委员会中有两名委员的国家。
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迎来历史性时刻。黄洁夫在接受中国央视采访时表示，“这次等于中国正式的登上世界移植的舞台，原来全世界有三不，因为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来源的规定，所以当时世界上规定，不允许中国的专家参加世界移植的会议，也不允许中国临床器官移植文章在世界有名的杂志上发表，也不允许中国进入世界的器官移植组织。”
器官移植是20世纪下半叶，由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高端医疗技术，但与其他医学高新技术不同的是，移植手术需要一个可供移植的器官，涉及复杂的医学伦理和社会文化传统。在逝者器官志愿捐赠系统尚未完善之前，利用死囚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曾存在过，长期以来，中国器官移植来源主要依靠死囚，尽管法律规定死囚应“自愿捐献器官”，但是法律执行上仍存在漏洞。
为什么中国只能去使用死囚的器官？黄洁夫回应称：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哪一位记者当时问到了，中国为什么长期没有公民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移植事业要靠死囚的来源，当时他们说，外面都说是中国的文化落后。当时我们特别反对，因为我说这绝不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而是我们这个体制机制、工作的行政管理机制的落后，落后的是领导而不是群众。
“老百姓即使想捐献也无门，同时我们国家一直是用死囚器官。你知道器官移植成了一个灰色的地带，老百姓不敢说，医生也不敢说。”黄洁夫表示，“器官移植要救命，医生也是非常无奈。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没有器官捐献的渠道，只能靠死囚、依赖死囚，如果这个事业是依靠死囚，永远是一个灰色地带，不能变成阳光的。另外一个方面，死囚器官的质量是非常不好的，器官的来源要求也十分严格的，在刑场上拿不到这样的器官。”
黄洁夫透露：“当时也知道器官的来源是来死囚，当时也不是一个正式的法规，它是一个医生的要求，跟地方法院形成的的一个规定。就是在死囚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取死囚器官。但是我总是心中有阴影，我从来不接触这个事情，我是器官移植两种手术，一种供体一种是受体，我是负责受体手术的。就是器官来我把它接上去，所以我从来没有去取过这个。”
“后面我就好奇，好奇我去过一次，去过一次不是参加取，我看我的那些同事，年轻的医生是怎么取的。可是去了一次，我就感觉这个不行，因为医生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他是救急扶伤，是很纯洁的，是最敬畏生命的，自己在你的面前，看到生命的终结，再去为另外人的生命的延续。而不是这个终结生命的人，自愿让他的器官在阳光下的延续，是对这个医生的精神非常大一个打击。”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的卫生高层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在那次会议上，面对西方国家代表的攻击和质疑，黄洁夫坦诚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主要来源的事实，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向国际社会正面回应。
事后，该事件引发了广泛争议，但黄洁夫表示，“我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最高领导的坚决支持。”
2006年，中国卫生部出台了监管移植医疗服务的法规，并发表了著名的广州宣言，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移植界改革的决心。
2007年5月，中国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开始走向法制化轨道。
改革首先从医院开始，通过严格的技术准入规定，卫生部将原来的600多家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减少至163家。
2010年，中国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器官买卖罪”，打击器官买卖的罪行。
2014年12月3日，昆明中国OPO联盟研讨会上，黄洁夫正式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明事实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这一发言迅速引发外界极大关注。
器官移植是20世纪下半叶，由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高端医疗技术，但与其他医学高新技术不同的是，移植手术需要一个可供移植的器官，涉及复杂的医学伦理和社会文化传统。在逝者器官志愿捐赠系统尚未完善之前，利用死囚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曾存在过，长期以来，中国器官移植来源主要依靠死囚，尽管法律规定死囚应“自愿捐献器官”，但是法律执行上仍存在漏洞。
为什么中国只能去使用死囚的器官？黄洁夫回应称：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哪一位记者当时问到了，中国为什么长期没有公民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移植事业要靠死囚的来源，当时他们说，外面都说是中国的文化落后。当时我们特别反对，因为我说这绝不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而是我们这个体制机制、工作的行政管理机制的落后，落后的是领导而不是群众。
“老百姓即使想捐献也无门，同时我们国家一直是用死囚器官。你知道器官移植成了一个灰色的地带，老百姓不敢说，医生也不敢说。”黄洁夫表示，“器官移植要救命，医生也是非常无奈。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没有器官捐献的渠道，只能靠死囚、依赖死囚，如果这个事业是依靠死囚，永远是一个灰色地带，不能变成阳光的。另外一个方面，死囚器官的质量是非常不好的，器官的来源要求也十分严格的，在刑场上拿不到这样的器官。”
黄洁夫透露：“当时也知道器官的来源是来死囚，当时也不是一个正式的法规，它是一个医生的要求，跟地方法院形成的的一个规定。就是在死囚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取死囚器官。但是我总是心中有阴影，我从来不接触这个事情，我是器官移植两种手术，一种供体一种是受体，我是负责受体手术的。就是器官来我把它接上去，所以我从来没有去取过这个。”
“后面我就好奇，好奇我去过一次，去过一次不是参加取，我看我的那些同事，年轻的医生是怎么取的。可是去了一次，我就感觉这个不行，因为医生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他是救急扶伤，是很纯洁的，是最敬畏生命的，自己在你的面前，看到生命的终结，再去为另外人的生命的延续。而不是这个终结生命的人，自愿让他的器官在阳光下的延续，是对这个医生的精神非常大一个打击。”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的卫生高层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在那次会议上，面对西方国家代表的攻击和质疑，黄洁夫坦诚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主要来源的事实，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向国际社会正面回应。
事后，该事件引发了广泛争议，但黄洁夫表示，“我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最高领导的坚决支持。”
2006年，中国卫生部出台了监管移植医疗服务的法规，并发表了著名的广州宣言，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移植界改革的决心。
2007年5月，中国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开始走向法制化轨道。
改革首先从医院开始，通过严格的技术准入规定，卫生部将原来的600多家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减少至163家。
2010年，中国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器官买卖罪”，打击器官买卖的罪行。
2014年12月3日，昆明中国OPO联盟研讨会上，黄洁夫正式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明事实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这一发言迅速引发外界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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